央视网消息（记者 孙晓媛 彭俊）：近日，在长达14年的寻找中，影片《亲爱的》主人公原型孙海洋夫妇与被拐卖的儿子孙卓终于团圆。认亲现场，孙海洋夫妇紧紧抱着儿子，痛哭不止，情绪一度失控。

让走失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，国家也在行动。截至11月30日，国家公安部“团圆”行动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8307名。据此前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义表示，曾有侦破的拐卖案件时间跨度长达61年。

天下无拐，是很多人的心愿。目前，嫌疑人吴某某已被刑拘，孙卓养父母按照法律程序，已被采取相应措施。在大家为孙海洋一家人的团圆感动落泪时，关于“买拐是否应该同罪”也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。

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惩治中，为什么不能“买拐同罪”？

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、法学博士于冲在接受央视网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之所以“买拐不同罪”，主要原因在于保护被拐儿童利益最大化。

要在打拐和解救之间实现一个平衡，既要打击拐卖儿童的犯罪，又要能够有效地保护被拐卖儿童的利益。如果对买方进行较重的刑罚处罚，那么一旦在面临儿童将要被解救的时候，买方可能会铤而走险。

对此，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周垂坤律师也表示，最初刑法设立免责条款是为了减小解救被拐妇女儿童的难度，减少可避免的事态升级。

此外，在中国传统社会，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的社会背景下，老百姓一般都有传宗接代、养儿防老、后继有人的观念，这也是人口拐卖的历史根源，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短期内很难消除。

在社会环境和群众观念还未成熟前，推行买拐同罪不仅无法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还有可能将犯罪分子逼上绝路，对被拐妇女儿童作出无法预料到的过激行为，甚至危及到被拐儿童的生命安全。

近年来，我国对拐卖儿童犯罪一直保持高压严惩态势。2015年，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提高了对买方的打击力度，将免责条款修改为“从宽条款”，对“收买”被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一律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于冲教授认为，基于现实问题和对被拐儿童的保护，对于“买方”的惩罚已经相对“从严”了。而从审判实践中来看，周垂坤律师认为，人民法院对拐卖儿童犯罪始终坚持依法从严的基本立场。

今年9月，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，备受群众关注的盗抢儿童案件年发案降至20起左右，破案率达95%以上。

作为犯罪的最后一环，如何评判养父母一方的“收买”行为？

没有买，就没有卖。作为拐卖儿童犯罪的最后一环，也是交易需求方，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了买家。部分人认为，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，对于买家的惩罚还是过轻。

对此，周垂坤律师认为，基于我国社会背景，有些案件也需要人性关怀，但这些问题非法律能够承受之重。法律所要解决的是对人口买卖这一行为的准确定义和惩处。

贩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实质是将人作为商品来买卖，这种犯罪严重侵害妇女儿童身心健康，也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极端的侵害。

于冲教授表示，如何评判养父母的“收买”行为，具体需要分三种情况：第一,主动寻求交易的一定要从严惩处。第二，自己生养的孩子基于不同原因愿意送养的，然后又进行了私下的非法收养。这种情况下,只要能够认罪认罚、没有虐待、不阻碍解救，也应当给予一定从宽处罚。第三，“收买”的家庭成员之间如果有参与犯罪者，也要按照共犯来处理。

在司法实践中，如何避免过度从严，或过度从宽，真正地实现“宽严相济”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但这个共同的基础或者共同的目的，肯定都是为了实现对于被拐卖儿童的利益最大化保护。

如果被拐儿童亲生父母选择谅解，对其养父母应该如何追责？

《刑法》将参与拐卖儿童的人员均纳入惩治的范围，包括但不限于具有拐骗、绑架、收买、贩卖、接送、中转儿童任何一种或多种的犯罪行为。

从法律层面来看，周垂坤律师表示，只要涉嫌购买儿童就构成犯罪。即使对待拐卖儿童如亲生子女，也不能改变行为的违法性，同样也应受到惩罚。

即便最后亲生父母选择谅解，但这也只是量刑环节从轻处罚的一个考量，不影响定罪。倘若是作为拐卖儿童的首要分子，拐卖儿童3人以上或者使用暴力手段致使儿童或亲属受伤、死亡，最高可处以死刑。

法律是理性的，不因情感和偏见来评判是非。周垂坤律师表示，现实因素往往很复杂，社会给予没有孩子的家庭温暖保障和人性关怀，法律强调对参与拐卖儿童犯罪的买家处以理性的惩戒，这两者相辅相成，最终才能杜绝儿童贩卖的买方市场。

儿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之一，被拐卖时既无反抗能力，也无呼救能力，在经过长时间的恐吓、拐带和多次转手后，儿童的记忆模糊、自救能力丧失，与犯罪有关的证据也陷入难以收集的境地。

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任何犯罪都是有迹可循的，任何犯罪也终将难逃法网。